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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综述

2009/5/21 17:43:09 来源: 原创 录入:admin 访问:4929 次 字号:【

国有企业是一个在现代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存在的经济现象。我国的国有企业已经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从1978年以来,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大致经历了“放权让利”、“两权分离”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绩效的比较

国际上和国内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经济绩效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由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一方面,很多研究证明私有公司较国有企业更有效率(boardman and vining,1989;ehrlich,gallais-hamonno,liu and lutter,1994;dewenter and malatesta,2001)。然而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认为产品市场的竞争性较所有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效果,在竞争性条件下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绩效没有显著差别(caves and christiansen,1980;yarrow,1986;kole and mulherin,1997)。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的民营化举措都获得了积极的效果(megginson, nash and van randenborgh,1994;la porta and lopez-de-silanes,1999;frydman,1999;megginson and netter,2001;djankov and murrell,2002;shirley and walsh,2000)。还有一些学者对转型经济体中的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一般的结论认为民营化是有效的,民营公司几乎总会变得更有效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在改革早期政府通过放权让利来提高国有企业的收益和效率,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逐步展开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国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主要是从所有制及其结构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入手来分析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部分学者使用上市公司的数据来研究所有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许小年(1997)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国有控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差;法人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好;个人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基本无关。孙永祥(2001)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绩效进行比较,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指标均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徐晓东和陈小悦(2003)比较了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和其他股东等三类公司在公司治理、企业业绩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东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也有一些学者运用超出于上市公司的数据来研究所有制结构改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姚洋(1998)利用第三次普查的企业资料,就非国有经济成分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内部和外部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刘小玄(2000)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为基础,对竞争性行业的企业进行了效率测定和比较,结果发现私营个体企业、三资企业和股份集体企业等的效率普遍高于国有企业。刘小玄和李利英(2005)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2000年的企业调查数据来分析国有企业改制的绩效,结果表明,产权变革取得了推动生产率提高的积极效果。胡一帆等(2006)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否有效的问题,通过对国企民营化进程的考察来进行分析,经验研究发现绩效较好的国有企业优先被民营化;中国的民营化是富有成效的,尤其是提高了销售收入,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并最终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和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而且在获得这些收益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失业问题;由民营机构控股、彻底民营化的企业比那些仍然是国有控股、部分民营化的企业绩效表现更好。白重恩等(2006)通过对1998至2003年间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来研究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效果,考察了改制对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影响。结果发现,改制后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但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成本;国有控股改制社会效益较好,而非国有控股改制经济效益较好;改制效果在一定期间内持续[4]。郝大明(2006)利用2001年山东省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工业企业数据资料对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效率变化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后的效率都有较为明显的提高,但不同经济类型公司的效率差异很大,认为提高国企改制效率的关键在于把国有企业改造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根本途径在于降低国家资本的比重。

(二)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的问题。从早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学者经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1978年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rawski,1986;lardy,1989;邹至庄,1984)。而我国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国外学者的结论不同。史清琪等人(1986)认为中国工业的资本产出弹性大约在 0.2~0.3 之间,只有当资本装备率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的 3~5 倍时,技术进步速度才可能是负的,而实际上资本装备率的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并没有这么大,因此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显然是正的。陈时中和桑赓陶(1986)用另一种方法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的估算结果表明,1976~1982 这六年间,中国工业的 tfp 水平平均每年提高 2.23%,在产出的增长中由 tfp 上升所提供的部分占 23.8%。

之后众多的研究结果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文献认为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的 tfp 增长率很高(chen et al.,1988;jefferson et al.,1992;groves et al.,1995);第二类研究文献并没有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woo et al.,1994);第三类研究的结果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先是上升,然后从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又下降了(perkins et al.,1993;wu andwu,1994;jefferson et al.,1996)。陈宽、谢千里、罗斯基等(1988)认为在早期的研究中,国有企业的 tfp 增长率的估算方法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对 1953-1985 年间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的进行研究后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 tfp 确有增长,其差别只在于增长得快还是慢而已。中国国有企业的 tfp 增长率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停滞(缓慢增长)之后,改革以来有了显著的提高[3]。在此之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国有企业 tfp 的增长速度还是不错的(dollar,1990;groves et al.,1994;wan,1995;郭克莎,1993)。

谢千里等与胡永泰等对这一问题存在进一步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两个相关的问题:在研究中所使用的产出和投入平减指数的可靠性,以及中国的国有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与其他国家的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的差异程度。谢千里等人(jefferson et al.,1992)选取1984 和 1987 两个年份 293 个样本企业的横截面数据,在对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产出、效率和趋同的研究中再一次证实了国有企业的 tfp 在改革后有了显著的提高。而胡永泰等人(woo et al.,1994)认为谢千里等人的增加值平减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之间的相反运动是反常的,与国际经验不符,所得到的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论是源于对增加值的高估。之后谢千里等人(jefferson et al.,1996)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他们把增加值平减指数的下降归因于中国制造部门特殊的生产结构。虽然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争论还将继续,但是对于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落后于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这一结论则得到了广大的认同。

日本学者大琢启二郎等人(2000)利用中国官方出版的统计数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对在 1978-1995 年中国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又做了一次估计。根据他们认为改革对国有企业的效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对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2]。白崇恩等人(bai et al.,1997)认为,用 tfp 的增长率作为衡量改革中的国有企业绩效的“底线”这一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他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表明当企业由于某种原因并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时,较高的生产率反而有可能事实上导致更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利润以及经济效率的恶化。因此,对于改革期间的国有企业绩效而言,单纯观察 tfp 的结果有可能产生误导的信息[3]

不同学者使用了各种不同的计量或非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得到的估算结果之间的差异也较大。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 tfp 在大多数年份里都确有增长,特别是在改革之后,转轨国有企业的 tfp 增长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与国有企业相比,中国的非国有企业的 tfp 增长率水平似乎更高一些。

(三)产权与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市场取向的。企业作为真正市场主体,其基本条件或资格就是企业产权的独立。因此一部分学者围绕产权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内容,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归结为产权问题或所有制问题。

董辅礽(1992)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产权制度改革,回避财产关系的重构是不能从根本上创造出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条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迟迟解决不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问题,根本原因是国有企业中财产关系的模糊性,财产处于没有人负责的状态。要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入市场就需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他认为,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决不只是而且主要不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体制因素决定的,首先是与国有资产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有关,因此产权制度改革是关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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