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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市场经济运行中产业结构调整文献综述

2009/5/21 16:52:08 来源: 原创 录入:admin 访问:3521 次 字号:【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而学术界关于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献也主要集中于十四大以后。对于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变

在问题的研究起点上,虽然1992年才明确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1978年以后,市场经济及其运行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客观上已经兴起并不断发展,因此学术界大多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问题的研究起点。在研究方法上,则主要有两个方面。

1、徐磊、李仲生和李新国、俞小江等学者从国家产业政策和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变化入手,通过对具体数据的分析,总结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和特征。

徐磊(1996)将1978年后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分为两个阶段。以1989年为分界,前一阶段为轻工业迅速发展的进一步工业化阶段,这以阶段产业结构的重大比例失调基本得到扭转,并呈现出农轻重三者同步增长的特点。后一阶段为高速增长的现代化工业阶段,该阶段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瓶颈得以缓解,煤炭、电子、交通、通讯产业都有较大增长,加工工业技术水平得以提高。

李仲生(2003)将改革开放后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之初到80年代中期,其特点有二:一是压缩基本建设,轻工业得以发展;二是重工业内部结构得到调整,特别机械工业得到较快发展。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后期到1992年,以能源、交通等基础性产业为重点的产业倾斜政策推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高新技术产业和以流通、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得到发展,产业结构走向“技术密集型”阶段。第三阶段是1992年以后,从总量上看,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呈上升趋势。从增长速度看,第二产业增长最快,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低。

李新国、俞小江(2005)认为改革后产业结构变迁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1978—1984年,农业改革全面展开,推动资源配置向第一产业倾斜,从而促进第一产业增长,第二产业比重略有下降,第三产业基本保持不变。第二阶段是1985—1992年,非农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第二产业比重维持在43%左右。第三阶段是1993年后,是重化工业主导时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能源、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第二产业比重一度超过50%。

徐磊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划分主要以工业的发展为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工业在中国产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但划分依据单一,划分两阶段比较粗略。李仲生和李新国、俞小江的划分阶段基本相似,都是以三个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为依据,并对各阶段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比较好的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状况。

2、施发启、刘志彪、安同良、陈华和徐东林等学者从统计数据出发,应用统计指标或计量模型,判断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变。

施发启(1998)利用特征根、特征向量、最终产品结构和社会生产结构等四个指标,选取1981年、1983年、1987年、1990年和1992年五个年份数据,分析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协调性问题。并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第二是农业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下降过快,对经济协调发展不利。三是第三产业在总产出中比重过低,对产业升级和转移剩余劳动力不利。

刘志彪、安同良(2002)通过计算moore结构变化值分析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通过计算moore结构变化值,并以之为基础计算产业份额之间变化得总夹角θ值,θ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变化得速率越快。以1990年为分界点,计算1978—1990年和1990—1999年的moore结构变化值,得出θ1978-1990=9.53,θ1990-1999= 11.27。因而得出1990年以后中国产业结构转换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增长趋势。

徐东林(2004)运用钱纳里和塞尔昆的模型,通过对中国1978—2002年经济结构变化进行估计,得出三次产业部门gdp弹性分别为24.7%、47.8%和22.4%,说明1978—2002年间,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进一步通过对比1978年和2002年的弹性值,发现第一产业的贡献度大幅下降14.2%,第二产业的贡献度从1978年的65.2%上升到2002年的80%,而第三产业的贡献度反而下降了0.6个百分点。

陈华(2005)采用时间变量平稳性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通过验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因果关系不明显,从而得出外力作用于经济系统的结论。并根据不同的外力作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1983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第一产业的迅猛提高;1984—1992年改革开放促使第三产业的逐步增加;1993—2003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科教兴国战略促进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施发启和刘志彪、安同良以统计指标为分析依据,对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施发启是以五个具体年份的数据进行分析,刘志彪、安同良则以1990年前后进行比较,二者共同的缺点在于对所选择的数据具有主观性,数据具有不连续性。徐东林和陈华的研究都是基于一个连续时间序列的数据,徐东林的分析重点在于分析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度,而陈华的研究恰恰证明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从制度变革视角分析产业结构发展变动的过程和与原因。

(二)市场经济运行条件下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真正的市场经济应该是开放的经济,应该是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经济,中国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因此20世纪末以来,在研究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下产业结构问题的过程中,诸多学者聚焦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在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的研究中,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代表的吸引外资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二是以中国加入wto为代表的经济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1、张婧、韩燕、陈迅、高远东和刘旭宁等学者的研究集中于fdi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如何高效利用fdi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张婧(2001)在对1991—1999年中国吸收fdi数量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分析了fdi对中国产业结构的积极和消极影响。fdi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利用fdi发展高级产业,二是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三是利用fdi促进出口贸易的良性增长。fdi的消极作用的四个表现是:首先fdi的结构性倾向导致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严重不足;其次fdi的结构倾斜助长了中国消费品工业的过渡扩张;再次fdi的结构倾斜加快了中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最后fdi在第三产业的结构性偏差对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产生了不利影响。

韩燕(2002)总结出利用fdi优化产业结构的三种模式。一是自然优化模式,它以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为基础,强调全面开放国内市场,顺应产业转移自然趋势使东道国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二是自觉优化模式,它以雁行形态论和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等为基础,要求东道国有选择的引导fdi投向,保护国内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三是综合优化模式,它包含自然优化模式和自觉优化模式的理论基础,不仅要求利用fdi实现比较优势,更要利用fdi挖掘潜在比较优势。以这三种模式为依据,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采用的是以自觉优化策略为主的综合优化模式,此后采取的是自然优化策略和自觉优化策略并重的综合优化模式。

陈迅、高远东(2006)利用1982—2003年相关数据,利用时间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与fdi变化的相关性。其结论是:第一,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fdi的变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关系;第二,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更大的是依靠自身的变化来完成的,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大于fdi的影响;第三,fdi自身的解释能力会逐渐的减弱。

刘旭宁(2006)在对fdi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进行实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利用fdi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应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根据新形势,调整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加强对外资的结构导向,从以“绿地投资”为主转向以跨国并购为主。二是加大对农业的倾斜,鼓励外资对农业的投入。三是通过鼓励外资投于高新产业和参与改造传统产业,加强第二产业的竞争力。四是开放金融市场,引导外资向服务业流动。

张婧对fdi的积极和消极作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但对于作为结论依据的数据,作者只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没有通过构建模型说明问题。韩燕的贡献在于将fdi优化产业结构的模式与经典理论相结合,并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不同模式。陈迅、高远东的研究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其结论更直观,也更有说服力。刘旭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fdi的利用问题,特别提出了政府引导fdi由“绿地投资”转向跨国并购为主这一观点。

2、汪斌、刘树林、周炯和李新国、俞小江等学者着重分析了中国加入wto后国内产业受到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汪斌(2001)在中国加入wto之初,提出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应遵循的五项基本原则。第一要以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为导向,立足东亚,面向全球,拓展多元产业发展空间。第二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全方位、多层次参与国际分工中强化民族产业整体竞争力。第三坚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与国内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第四坚持结构调整与升级和外贸、外资及多形式的产业合作相结合。第五坚持市场机制和国家产业政策指导相结合。

刘树林(2002)把加入wto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冲击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比较劣势产业的冲击,二是对原有市场的中低档产品的冲击,三是对电子信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冲击。因此应采取以下四个对策:一是推进基础产业的规模化,二是提高支柱产业的技术化,三是促进第三产业的规范化,四是达到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化。

周炯(2002)认为加入wto对中国产业发展最大的冲击是对产业结构转变进程的冲击。从三次产业的角度来分析,第一产业基础薄弱,因此受到的冲击最大;第二产业虽然结构落后,但受到的冲击较小;第三产业中传统行业比重大,知识含量高的行业比重小,因此受到的冲击也较大。据此提出五点对策:一是实施机制创新。二是技术产新,改造传统产业。三是扶持和发展新兴产业。四是扶持技术、管理、效益有优势的大企业。五是完善政府管理,加强政策引导。

李新国、俞小江(2005)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应从四个方面入手。一要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二要坚持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走新兴工业化道路。三要以出口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四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和现代服务业,促进第三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汪斌是中国加入wto后较早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原则的学者,这些原则主要是宏观上分析,欠缺对微观基础变动状况的基础研究。刘树林和周炯的研究都是“问题—对策”型,但他们发现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所提出对策的重点也有差异。刘树林关注的问题集中于中国业已存在的薄弱环节,因而其对策也较具体;周炯是分别分析了三次产业面临的问题,因而其对策也较为宏观。李新国、俞小江最重要的工作,在于将党中央最新提出的“五个统筹”与对外开放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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